韩氏源流

韩复榘之子口述:父亲是儒将并非大老粗

2016-06-28 17:26:24 来源:本站原创 浏览:
次子口述:韩复榘的功与过
 
社会流传关于父亲的笑话很多,无非说父亲没文化,不仅是老粗,而且是大老粗。实际上,父亲出身书香门第,旧学颇有根底。
 
口述:韩子华 整理:本刊记者 关昕
 
我的父亲韩复榘,字向方,1891年出生在河北霸县(旧称霸州)东山台村。社会流传关于父亲的笑话很多,比如什么“行人都靠右走,那左边留给谁?”、什么“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建一个大使馆”、什么“十几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”、什么“没来的请举手”、什么“连中国的英语都不懂”……这些笑话不仅在民间流传,甚至某些文章著作也以讹传讹,乐此不疲。
 
对于这些笑话,我一向置之不理。稍有知识的人也知道,这些笑话是编造的,是假的。这些笑话无非说父亲没文化,不仅是老粗,而且是大老粗。
 
实际上,父亲出身书香门第,旧学颇有根底。韩氏祖籍湖北蒲圻,明朝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后,韩氏依江南大户北迁充实京畿之令,迁居霸州,至父亲为北迁第18代。韩氏为霸州的望族之一,世代以读书科举为主,五百年来以科举出身者层出不穷,这在族谱中有详细记载。父亲祖上因家境中落而相当贫困,即使如此,我祖父韩世泽尚是清末的秀才,祖父以教书为生。父亲兄弟五人,他排行第四,自幼聪明好学,受到祖父偏爱,特送到本村小学读书。毕业后因贫穷再无能力去外地读中学,就随祖父在私塾中读书达七、八年之久。其间熟读十三经,能诗,善属文,尤以书法见长。婚后,父亲到县衙任“帖写”,相当于现在的文书。职务虽卑,但也需相当的文化程度,决非文盲老粗可以问津。
 
对于父亲究竟是不是“老粗”,山东省从事多年文史研究的纪慧亭老先生断言:“韩复榘决非老粗,应属于旧知识分子范畴。”而徐北文先生1993年在《济南日报》上发表文章也说:“韩在西北军以能诗文、善书法发迹。”“笔者年幼时曾瞻望其风采,颇有老儒风范,其诗亦合平仄规律,通顺可颂。”
 
曾受国民政府派遣,到山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陆立之,1994年在《炎黄春秋》上著文,谈到他与韩复榘接触后的种种感受。他说第一次见到韩时,“就感觉到世人是误解了他。”又说:“凭我个人观察,根据其人待人接物的各种姿态、其谈吐表白、其心态流露,我认为韩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”“在当时国民党所谓‘儒将’中,还很难找到第二人。”
 
 
1986年,与父亲密切交往的梁漱溟先生接受采访时说:“我印象中的他(指韩)对儒家哲学颇为赞赏,且读过许多孔孟理学之作,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。”“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韩复榘的种种笑话,不只是我,如韩的老友张钫(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)、闻承烈(冯玉祥军队的兵站总监)等,都认为许多不合事实”。
 
父亲曾参加过滦州起义,1937年,国民政府批准在北京西郊建立“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陵园”。冯玉祥让他写了滦州起义的纪念碑文——《辛亥滦州革命先烈衣冠冢铭并序》。这篇碑文是他亲自写的,冯玉祥知道父亲能写文章,所以就命令他写。
 
后来我在一本书中找到父亲题写的《最新北平指南题词》:
 
煌煌巨制,煞费经营,条分缕析,包孕润宏,以此南针,导游北平,采风问俗,览胜陶情,如逐斯揭,如镜斯明,一编具在,万象毕成。
 
虽然我没有查到这篇题词是父亲什么时候写的,但我能确定,这篇题词是他写的。这篇字涂涂抹抹,我小时候见过他的字,就是这个样子。
 
追随冯玉祥
 
父亲在县衙任帖写,薪俸极低,实难养家糊口,乃决然“投笔从戎”。1910年赴关外新民府,正值清政府新编练的北洋第二十镇招兵,他毅然当了兵,编在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,营长就是冯玉祥。冯发现父亲具有相当文化,不到半年遂由正兵提升为营部“司书”,属军中最低一级官佐。
 
此后,父亲与冯建立了较好的感情。他参加了冯组织的以青年军官为主体的秘密反清组织“武学研究会”,并成为骨干之一。1911年10月,武昌起义爆发。武学会同仁积极响应,在滦州发动兵变,由王金铭、施从云分任大都督和总司令,冯玉祥任参谋长,韩复榘任左路军司令。滦州地处京畿,清廷大震,急调重兵镇压,起义终于失败。王、施等牺牲,冯、韩被捕入狱也将处死。适逢清帝逊位,冯、韩才幸免于死,但仍被开除军籍。
 
数月后,冯玉祥得陆建章之助,又在北京邀集旧部,重整旗鼓。父亲二度投冯,因父亲在滦州起义中胆识过人,被冯任命为带兵官。从此,父亲在冯麾下由一名低级军官逐步提升为拥兵数万的总指挥。
 
1923年9月,冯部驻军北京南苑,父亲被选送到陆军部主办的“高级战术指导团”学习,该团由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等任教,还聘请外国军事专家讲课,课程相当于“陆军大学”。翌年八月,父亲以优异成绩毕业,受到冯玉祥赏识。
 
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,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一军。1925年1月,韩复榘任国民军一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。11月,国民军进攻天津,韩复榘率敢死队首先攻入天津,并由此被升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。
 
1927年5月,冯玉祥所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,韩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。7月,第二集团军进军河北,韩率部由洛阳出发,9月在禹县打败靳部。10月下旬,奉系张宗昌大举进犯豫东,韩率部在兰考、开封之间向敌发起猛攻,大破敌军。11月,韩任第二集团军中路总指挥,再胜直鲁联军。12月份,他又配合第一集团军会攻徐州,将直鲁联军主力消灭。
 
 
 
1928年4月,奉军12个师攻河南。冯玉祥任韩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。6月6日,韩率部击溃奉军,攻占北京南苑,成为第一支到达北京的北伐军,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,各报皆誉之为“飞将军”。
 
1930年,在蒋介石与冯玉祥、李宗仁、阎锡山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。在中原大战之前,冯玉祥的军队在陕西华阴召开了一次军事部署会议。当时军队战线拉得太长,冯玉祥想集中兵力,捏起拳头打人。冯玉祥的西北军大约有四、五十万人,将领分为两派,一派主张先打山西的阎锡山,把后路清扫干净后再打蒋介石。如果先打蒋介石,他们害怕蒋介石把阎锡山收买了,两面夹击西北军。而且阎锡山好打,一共才十来万军队。另一派主张联合阎锡山打蒋介石,这样力量更大。冯玉祥属于联阎打蒋一派。可他下面许多军官,包括父亲在内都主张先打阎,再打蒋。别的将领有不同意见也不说,但我父亲胆子大,脾气大,有意见就要说出来。
 
那时西北发生大荒,要把四、五十万军队调到西北,怎么养活军队将成为大问题。因此父亲就说,军队不用调动,在河南待命就可以,而且最好先打阎锡山。冯玉祥知道其将领分为两派,一听就火了,说:“小孩子,谁让你多嘴,小孩子,不许多嘴。”父亲又说:“你说不打阎锡山,打蒋介石。那何必要等蒋介石打咱们,主动打他不行吗?你给我十万人马,包打武汉;给孙良成十万人马,包打南京;给石友三十万人马,两边策应,这样分三路打蒋介石。”冯玉祥更火了,说:“是你指挥还是我指挥?到院子里给我跪下。”
 
实际上,冯玉祥在西北军搞家长式统治,把他的将官都叫孩子们;将官们有错就罚跪。比如,他给吉鸿昌打电话说,“跪下”。吉鸿昌拿着电话机就跪下了。吉鸿昌跪下之后,冯还问:“跪下了没有?”吉鸿昌说:“报告总司令,跪下了。”冯玉祥把手下最能打仗的军队叫“韩石二孙”(即韩复榘、石友三、孙良诚、孙连仲)。冯玉祥总是对人说,这是我四只老虎。
 
虽然有人劝解,但冯玉祥还是让父亲去院子里跪下。当时父亲已经是河南省主席,居然还被罚跪,对此十分愤怒,后来就与冯玉祥决裂了。
 
5月22日,父亲与与石友三联名发电,表示“维持和平,拥护中央”,接受蒋介石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。父亲与石友三的托冯归蒋,使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遭到失败。
 
其实,父亲与冯玉祥之间在此之前就有隔阂。父亲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,第一次是“投晋”事件。1926年,张作霖在南口对西北军发起进攻,父亲与石友三两个人奉命攻打大同,占领了大同火车站。当时冯玉祥去了苏联,西北军由张敬尧指挥。南口兵败后,父亲觉得必须先保着军队,于是与石友三商量投靠商震。商震原来在东北军,后来投靠了阎锡山。他们找到商震说:“我们算你的部队,你给我们粮饷?你们不能解散我们的军队,还是我们自己带。要不然的话,我们就跟你拼命,我们在南口已经垮了,我们不能饿死啊。”商震回去给阎锡山一说,阎就同意了。三个月后,冯玉祥从苏联回国,在五原誓师。父亲和石友三带着军队回去了。但石敬亭却在冯玉祥面前挑拨离间说,说他们不能同一条心,在真正危难的时候靠不着。这你回来了,他们又回来了。
 
 
 
另一次是父亲担任河南省主席后,他还兼任二十师师长,但师长职务由孙桐萱代理。黄秋霖迟到遭到父亲撤职,冯玉祥对此不满,就安插石敬亭做二十师师长。石敬亭与父亲一向不和,这样就让父亲成了光杆司令,军人一般很忌讳这个。这时有人挑拨父亲说:过去拿你当儿子看待,现在连师长都不让你当了。这使父亲与冯玉祥的矛盾进一步升级,并萌生投靠蒋介石之心。后来父亲被罚跪,终于导致他脱冯归蒋。
 
虽然脱离了冯玉祥,但他与冯玉祥之间只是有矛盾,没有仇恨。后来冯玉祥两次去父亲治下的泰山,都是父亲安排一切食宿。中原大战失败后,冯玉祥去了泰山。那时蒋介石还通缉冯玉祥,但父亲还是把他当老父亲一样看待,不仅安排了冯玉祥个人的生活住宿,还安排了冯带来的一营人生活住宿。第二次是冯玉祥在张家口搞察哈尔抗日,后来冯玉祥抗日失败后又去泰山。我想:如果冯玉祥与父亲关系很坏的话,他就不会两次选择去泰山。
 
治理山东八年
 
父亲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桂战争之后。1929年,蒋介石与李宗仁在武汉发生战争,冯玉祥命令父亲带着七个军去武汉援助蒋介石。实际上,如果真是援助蒋介石,只需要带一两个军去做作样子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是七个军呢?这是因为冯玉祥想等蒋介石与李宗仁打得差不多了,两败俱伤以后,插一杠子把武汉夺过来。当时父亲想参战,但冯玉祥却不让打,让父亲先观望,看他们两家打。但后来李宗仁的军队发生哗变,没打就跑了,蒋介石轻易就获胜了。蒋介石看到父亲的军队在观望,有点害怕,就派人请父亲,欢迎父亲去武汉见面,表示感谢。
 
父亲就去了,蒋介石让宋美龄陪着一起吃饭,倒酒敬酒。宋美龄张口闭口的“常胜将军”,说:“常胜将军辛苦了,喝杯酒。”那时西北军很穷,没有受过这么好的礼遇,于是父亲对蒋介石有了好感。后来谣言说,蒋介石收买父亲,给了他二百万。实际上,蒋介石确实给了点钱,但只有几十万。这笔军费是劳军,是该给的,这笔钱也不是给我父亲个人的,而是给整个军队的,当时父亲还向冯玉祥做了汇报。但后来有人却造谣说,蒋介石收买韩复榘。
 
这一天,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来与父亲的见面,称父亲为“我之宝贝”。从这里可以看出,蒋介石对父亲是赏识的。后来父亲脱离冯玉祥,归顺蒋介石,蒋介石高兴极了。
 
父亲归顺蒋介石后,被任命为山东省主席,直到抗战爆发,父亲一直担任山东省主席。父亲管理极其严格,以致人们都说父亲爱杀人。刚去的时候,他什么案子都审。父亲是农民出身,觉得老百姓太可怜,他审得很干脆,说枪毙就拉出去枪毙了。他什么案子都审,法院就不干了——案子你都审了,还开法院干什么?他审了一年多民事案子,后来就不审理了。但有三种案子还是他亲自审理:一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土匪,当时山东的土匪很猖獗,但经过父亲的治理,山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,人民安居乐业,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,至今仍然活着的长寿老人,都赞不绝口。二是禁烟,那时只要卖大烟一律枪毙,无论数量大小。对于抽大烟的人,父亲采取的是第一次抓着打一顿,第二次还是打一顿,第三次就枪毙,事不过三。三是官吏,父亲建立了高级侦探队,每个机构都有这样的侦探。这些侦探定期写密报,直接送到父亲那儿。贪污受贿的公安局长、县长常常被枪毙。
 
 
 
父亲主鲁期间,十分重视教育。父亲说:“近来我国社会愈趋愈下,最大原因为教育落后而不普及,凡事皆不知其所以然。”在他就任之初,即将“普及教育”列为四项“政治计划”之一,制定了《山东省各县强迫儿童入学办法》,勒令学龄儿童入学,经劝告不听者受罚。将初小人数从1929年的50余万增加到1933年的100余万。还创办了山东大学和山东省立剧院,增设了许多完全中学、一所医学专科学校、八所乡村师范和四所职业学校。
 
父亲还尊崇中国传统文化,新建了规模宏大的山东省立图书馆藏书楼,建立了山东考古研究会,成立了山东京剧院。
 
有人在电视上说,我父亲刮地皮,金条装了一火车。这怎么可能呢?金条一火车,那是多少钱呢?
 
刺杀张宗昌
 
父亲担任山东省主席后,到北京吴佩孚家聚会,张宗昌也参加了。父亲对吴佩孚很尊敬,每次到北京来都去看望他。聚会过程中,张宗昌对父亲说,我老家你当主席了,我想回家看看行不行?父亲说,当然可以嘛!父亲本来以为只是酒桌上随便说说而已,没想到张宗昌是当真的。几个月后,张宗昌突然打来电话说,他到了。父亲很吃惊,但因为在饭桌上说过,还是去火车站迎接他。
 
后来各个报纸、杂志都说,张宗昌是韩复榘杀的。就是因为,张宗昌来得时候,父亲去接了他,但他走的时候,父亲没有去送他。但实际上,张宗昌是冯玉祥杀的。
 
当时冯玉祥住在泰山,父亲有什么大事都向他汇报。父亲也向冯汇报了张宗昌来济南的事情。哪知冯玉祥火了:你不知道郑金声怎么死的吗?郑金声与你还是哥们呢?他是我们西北军的仇人啊。你把西北军仇人欢迎到山东来干什么呢?那么早就把郑金声忘了?听说你还亲自接待,到车站欢迎呢?你对得起郑大哥吗?
 
父亲吓得不敢说话,一个劲地承认错误,说张宗昌过两天走了。冯玉祥说,那不行,抓还抓不着他呢,现在送上门来了,要走哪有这么容易啊。这事嘛,你别管了,我来管。走的时候你也别送他了,你回去就装病。
 
郑金声是西北军军长,与父亲是把兄弟。后来西北军与张宗昌作战时,郑金声被俘,张宗昌把郑金声枪毙了。冯玉祥对此恨极了。郑金声的侄子叫郑继成,在父亲那儿当参议,父亲把他当儿子看待。
 
 
 
后来张宗昌走的时候,冯玉祥派了一个排的人到火车站。郑继成也去了,但他毕竟是文人,连枪都不会打。在火车上,他拿着枪打张宗昌,根本就打不准。张从火车的窗户跳了出去。张在前面跑,郑在后面追。张腿长,郑不仅追不上,还摔倒了。但冯玉祥那一排人已经在前面等着,就开枪打死了张宗昌。
 
冯玉祥暗杀张宗昌的事,我是后来从父亲手底下的人知道的。冯玉祥不仅仅暗杀过张宗昌,还暗杀过段祺瑞手下的徐树铮等其他不少人,包括在陕西、甘肃、开封都暗杀过人。但我父亲从来就不搞暗杀。
 
被蒋介石暗杀
 
抗战爆发后,济南失守,父亲孤立无援,率残部撤往鲁西南。但1938年1月11日,蒋介石却以在开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为名,将父亲逮捕,并在1月24日以“不听命令,擅自撤退”为由将父亲枪杀。
 
实际上,父亲撤退到鲁西南山区,也不是一味的撤退,是采取边打边撤的,甚至他在德州还打了胜仗。就是这样撤退,父亲两三个师的人也伤亡过半了。那时我跟着母亲,逃难过程中,父亲给母亲一封信。这封信的内容如下:
 
大姐:
 
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,伤亡惨重,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。眼见官兵如此伤亡,我心中十分沉重。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,生死存亡,难以预卜。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,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,教育好,我即感激之至。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,望查收。
 
致安好。
 
向方
 
母亲长父亲两岁,所以父亲称其为大姐。此信为毛笔书写,后被作为父亲的遗书保留下来。母亲1956年去世后,由姐姐保存。不幸的是此信,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抄家遗失了,幸好我曾录了一份副本留念,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。
 
为什么开封开会父亲敢去?父亲认为,就算没听命令,济南没守,但你南京也没守啊。失守的多了,那这责任怎么说呢?他还觉得,不听命令,最多撤职。当时很多人劝他不要去,蒋介石还专门打了电话,给父亲说,“向方兄,来开会吧。下一步打日本人怎么打,我们开个会议好好研究一下。来吧,你的副军长、参谋长都带来啊。”他去了才知道,根本不是开会,也不是研究下一步打法,就是为了逮捕他。
 
 
 
会上也不容父亲辩论,他一说“济南不守我负责,南京上海不守谁负责?”蒋介石就火了,拍着桌子说:“那自有人负责,不用你管,散会。”散会后,何应钦对父亲说,请上车。父亲说,这不是我汽车。何说,就上车吧,哪个汽车不一样啊。父亲上车后,才发现两个特务在车上,他们说:“你被捕了。”连夜坐火车到武昌,关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二层小楼上。这座小楼过去是军统的大本营。
 
父亲被关押在二楼上,要见蒋介石不让见,要见审判长何应钦也不让见。总共关押了七、八天。一天,忽然有人告诉他,你不是要见和审判长吗?他请你。他一下楼,在楼梯拐弯处,看见下面的人全拿着枪,不像请客的样子。他很警惕,就说,“我回去换一下鞋,这个鞋不合适。”他一转身,后面就开枪了,身上中了七枪。没打他的头,都打在身上。
 
后来父亲安葬在在湖北与河南交界鸡公山。安葬时,没人敢去参加追悼会,只有孙连仲去了。孙连仲与父亲很要好,是把兄弟。父亲还关在小楼上时,孙连仲去看过他一次。
 
后来我才知道,根本就没有审判。当时何应钦是审判长、鹿钟麟是副审判长。抗战时我到重庆,鹿钟麟一见到我,就说,“他们真阴险啊,杀我们西北军的人,还让我当副审判长,我怎么审判。我不去不行,去了以后,他跟别人说,你们西北军的人自个也不是认为该杀吗?我怎么会杀你父亲呢?我们一块儿是老战友。”我问他,“你审判了吗?”他说,“根本就没开过会,完全是报纸上编造的,根本没这么回事。”
 
为什么蒋介石要杀父亲呢?“不听命令,擅自撤退”只是借口,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西安事变时,父亲发出的两封电报,让蒋介石忌恨在心。
 
西安事变时,我还小。但我记得,父亲连夜从北京跑到济南。那天我们都睡下了,突然父亲回来了。他笑嘻嘻地进来说,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。我们赶快起来,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。他说,“张汉卿把蒋介石扣起来了。行啊,这小子胆子真大。”这个时候,突然电话铃响了,《山东日报》那边就问父亲,明天的稿子标题怎么标?父亲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表明态度,那个时候全国对张学良、杨虎城一片骂声,称张学良、杨虎城为张逆、杨逆。父亲就说,“你们打算怎么标?什么?张逆、杨逆?什么张逆、杨逆呀?张学良将军、杨虎城将军不就完了吗?他们是不是将军啊,是将军不就完了吗?谁给他们起名叫张逆、杨逆的?”可见父亲是支持张学良的。后来父亲发了两个电报,一个叫马电,另一个叫宥电。宥电是联名发的,而马电是个密电,只有我父亲一个人。宥电我看见过原文,马电却没有看到过。
 
蒋介石在父亲刚做山东省主席时承诺每年拨60万经费,但后来财政部反悔不给,父亲才截留了两次税款。实际上蒋介石对杂牌军不信任,对嫡系与杂牌军是不一样的,给嫡系十万块钱,却只给杂牌军一万。
 
除了截留税款之外,父亲还把国民党山东党部的刘涟漪杀了,也有人说刘涟漪是蒋介石自己杀的。后来与蒋介石闹矛盾,还解散了整个国民党山东省党部、各县党部。这所有一切,激化了他与蒋介石的矛盾,最终导致被蒋介石暗杀。